齐鹏飞：香港选举制度为何非改不可？

2021-03-08 15:35 已围观199次来源：三亚旅游网编辑：三亚旅游网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依法行使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行使中央对香港特区民主政制发展的决定权、主导权、监督权，履行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制权力、责任和义务，从中央层面修改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这是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得以全面贯彻，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初心和根本宗旨得以全面落实，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和“不变形、不走样”指导思想得以全面落实，确保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建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不受损害，确保香港特区民主政制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确保“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以制度形式全面保障，确保香港特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中央和香港特区爱国者手中的治本之策，其必要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何改：现行选举制度存在严重漏洞

　　香港回归20余年来，在“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风险。

　　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各界人士中的一部分人对于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方针的初心和根本宗旨，从来都不是全部、全面认同和接受的。他们对于“一国两制”方针以及香港基本法的理解和贯彻，不仅根本谈不上全面准确，而且是有意识地加以肢解、加以割裂，有选择地取舍。

　　他们拒不承认“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香港基本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将“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割裂并对立起来，不认同、不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将“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割裂并对立起来，不认同、不接受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是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将“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与“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割裂并对立起来，不认同、不接受“祖国内地因素”是“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和前提。

　　他们以“民主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真本土派”自诩，实际上是“逢特区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极端反对派。他们中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回归以后、在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在中国中央政府直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使“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祖国内地”有效隔离或分离，使香港拥有“完全的政治实体”或“半政治实体”的超然地位。从“香港价值至上论”“香港利益至上论”一直到“香港城邦轮”“香港民族自决论”“香港独立论”，在这一“反华反共”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他们的背后，还有西方一些势力在遏制和封堵中国的支持和干预。如此，基于这些消极因素作祟，香港回归20余年来，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演变已经日益逼近中央“一国两制”方针的初心和根本宗旨之不可触碰的底线。从“反二十三条立法”运动、“反国教”运动一直到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等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致使一时间“港独”猖獗、“黑暴”肆虐、“揽炒”横行，香港特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前景堪忧。

　　其突出表现就是“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和充分体现，大批反中乱港分子、“港独”等激进分离势力在境外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和扶助下通过各级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成为公职人员，“利用建制反建制”，极大地冲击和损害了中央对于香港特区民主政制发展的决定权、主导权、监督权和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使“爱国者治港”这一常识性的政治安排悬空。

　　产生这一政治现象的关键性症结，就在于香港特区现行的选举制度存在着不能切实有效保障“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全面落实的严重漏洞和缺陷，已到非改不可的严峻关头。

　　怎么改：“决定+修法”两步走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命题，已正式开启了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此后，在2020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5？28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率先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填补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法律漏洞，有机构筑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底线思维”和底线制度保障。在2020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11？7解释”和“11？11决定”，明确重申香港相关公职人员必须履行对于国家、对于中央“政治忠诚”义务以及“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基本原则，使“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进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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